▲《我们深圳》丛书已出版11种，包括《杨争光：文字岁月》《远渡加勒比》《寻找罗定朝》《她的老街：1979-1983》《血脉》《沙井蚝》《白石洲》《寻找光明记忆》《华强北魔方：寻路》《华强北魔方：硅洲》。（资料图片）

▲钱汉江、钱飞鸣合著的《华强北魔方》包括上册《寻路》与下册《硅洲》两本。 （资料图片）

▲《歌声起处： 深圳流行音乐四十年》 王俊 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8年4月

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推出首部深圳人文大型文库《我们深圳》，记录关于深圳的一切。7月20日下午3点，《我们深圳》丛书读者见面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广东馆活动区举行，杨争光、谢湘南、陈瑛、远人、阮飞宇、吴晓雅将来到现场，讲述他们关于深圳的城市记忆。

从“深圳文库”到“我们深圳”

几年前，深圳人胡洪侠回了趟阔别多年的故乡，故园依旧在，乡人已不识。

胡洪侠已经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。这些年间，他从未放弃叶落归根，深圳，不是他曾经梦想的终老之地。

而这趟故园之旅，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
原来，家园和家园感不是一回事。当故乡再也回不去，那座他为之奋斗与它共享荣光，最终给了他深深的家园感和归属感的城市，又怎能不认识它的每一寸土地？了解它的地理人文，熟知它的历史文化？

从那时起，他萌生了要给深圳编撰一套大型丛书的想法。

2014年，胡洪侠给深圳市提交了一份详细方案，提出要启动编撰大型出版工程“深圳文库”。在他看来，每一座城市都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书，深圳尤应如此。这里不仅有几千年前的咸头岭文化、几十座见证了客家人繁荣兴衰的围屋、久经历史风雨的深圳老墟、虔贞女校、南头古城，更有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留下的大量珍贵文献、学术成果、文学作品，某种程度上，它们不仅合成了一部深圳的改革开放史，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。

编撰“深圳文库”的想法，市里非常重视，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论证会。然而涉及投资、征集文献，困难重重。编撰如此大规模的出版工程，似乎，条件仍未成熟。不得已，这一动议被暂时搁置。

2015年，胡洪侠到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之后，经过多次论证，决定缩小范围，绕开难度较高的文献整理，先从相对容易操作的非虚构做起。

就这样，一套名为“我们深圳”的丛书，在这一年年底正式出笼了。

葆拉的故事打开另一扇窗

2012年，前NBC高管和通用电器公司副总裁葆拉·威廉斯·麦迪逊回到深圳，寻找自己客家籍外祖父塞缪尔·罗（中文名“罗定朝”）的新闻，就引起了岳鸿雁的注意。

那时，岳鸿雁还不是“我们深圳”丛书的责编。但这个传奇的故事，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。

1906年，龙岗的客家人罗定朝背井离乡，远赴牙买加谋生，期间结识牙买加姑娘生下葆拉的母亲，葆拉母亲3岁时，随其母返回家乡，罗定朝后因生意失败返回中国，自此，葆拉母亲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带着遗憾离世。葆拉自小感受母亲缺失父爱的忧伤和找寻家人的渴望，在她2012年退休后，将找寻母亲在中国的亲人作为首要人生目标，从此开启了一段跨越地理、种族和文化的寻根故事。

借助古老的文献、数码资讯，以及牙买加华人社团的帮助，葆拉终于在深圳找到了300多位失散多年的亲戚，在罗定朝旧居、龙岗客家围屋鹤湖新居实现了罗定朝所传8个家庭100多人最完整的一次相聚。

“我们深圳”丛书启动之后，岳鸿雁第一时间想起葆拉的故事。2016年3月，她通过客家文化研究学者刘丽川、张卫东夫妇联系到葆拉，请她把这段寻亲经历记录下来，并参与翻译，这就是后来的《寻找罗定朝：从哈莱姆、牙买加到中国》。与此同时，又邀请葆拉的表弟罗敏军撰写《远渡加勒比：彼岸的祖父》，讲述当代深圳新移民的前辈——那些客家原住民，在近代远赴美洲、开基创业的奋斗历程。

如果说《寻找罗定朝》讲述了一段源自深圳龙岗客家围屋鹤湖新居的百年传奇，《远渡加勒比》就是一部客家先民海外垦荒拓殖的真实历史。而这两本书合起来，更是中国宗族文化和全球文化融合一个难得的文化标本。

深圳被贴上“移民城市”的标签，是最近40年的事。葆拉的故事却给我们打开另一扇窗——从垦荒、移民，到寻根、回归，历史早已有之，历史还将不断重复。

打捞本土历史有多重要

在进入深圳光明新区文化发展中心之前，陈瑛供职于光明新区图书馆，正打算进一步丰富光明新区图书馆的区域特色文献资源。更早之前，她在湖南长沙做过城市记忆方面的工作。作为研究馆员的她，对光明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“现在的光明就像30年前的罗湖和福田，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许多老建筑、老街巷、老传统迅速消逝，城市记忆的传承与保护任重而道远。”虽然光明远在深圳与东莞接壤的地方，发展比原特区内的福田、罗湖晚很多，但陈瑛已感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，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保护的急迫性。

“如果不尽早收集这份记忆，那些世代生活在这里的‘土著’，会被迅速冲散在新的城市里。而我们新移民，也难以找到城市的根。”2014年年中，“寻找光明记忆”项目启动，陈瑛和她的项目组近百次走进社区旧村，采访约200人，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，试图从那些本土人的氏族源流、古旧的建筑、传统的习俗、特色的美食中，寻找专属于光明这座小城的历史记忆。

经过几年的寻访，由陈瑛主编的《寻找光明记忆：新城旧事》作为“我们深圳”丛书的一种，在2017年底面世了。这是“我们深圳”对深圳各区历史挖掘的开始，未来，还将一个区一个区地“打捞”下去。

对本土历史的“打捞”有多重要？胡洪侠觉得，非常重要，“你不了解这座城市，怎么会有家园感？”

在他看来，很多人在深圳生活，过的却是“非深圳生活”。他们吃的是麦当劳，穿的是CK，挎的是LV，随着全球化的入侵，每个人生活中的“共性”越来越多，却忽略了脚下这片土地。“我们深圳”丛书要打捞的，就是行将消逝的本土记忆，它要给深圳人留下一份“故园家底”。

深圳人的历史感格外强

1982年，钱汉江来到《深圳特区报》，成为特区第一代记者。那是纸媒的黄金年代，跑工业线的钱汉江，亲眼见证了赛格集团的诞生，经历过“敢为天下先”观念被提炼出来的全过程，成为深圳工业初创期的重要记录者。

1994年，钱飞鸣追随父亲的脚步，在《深圳商报》做了一名科技记者。他最早报道了深圳“创客”，他的评论促成了“深圳国际低碳城”的诞生，关于深圳经济方面的成长，他一直做着持续的观察和记录。

2018年，钱家父子合著的《华强北魔方》（上册《寻路》，下册《硅洲》）面世。这两代深圳记者，用自己的亲历记录了深圳电子产业40年的变迁，也借助“魔方华强北”写下了一部深圳创新志。

撰写过程中，钱飞鸣深刻地感受到，深圳人身上有一种其他地方少见的责任感、担当感。这在赛格集团创始人、原董事长、深圳电子工业和“华强北电子一条街”的主要奠基人马福元的身上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不少人的记忆里，上世纪改革开放初的80年代，是一个火红的年代，激情燃烧的年代。马福元当然也不只满足于把赛格办成一家造福一方的企业，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，就是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。

用赛格这样一个“支点”，撬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“地球”——这样的野心，在今天看来都极具魄力。可那个年代的深圳人敢梦，敢想、敢做、敢去承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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